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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起中国古代妇女的地位，就常给人一种笼统的印象：“缠足”、“附属品”、“女不出”仿佛一块重压在女性身上长达几千年的铁板，毫无变化的可能。

概括性观念可以帮助认知，却不能代替对象本身，中国浩浩汤汤五千年的历史语境中，还是有越出常轨的具体阶段。在唐代，中外文化交融所造成的较为开放的风气，使得妇女有较高的社会地位，男女较为平等，女性在行为上也较不受约束。

古代官场社交是男性的天下，除非在某些特殊场合，女子才可作为命妇进宫朝拜皇后、太后，《三国志·蜀书·刘琰传》中有较早的记载。由于种种原因，命妇朝觐之礼未形成制度便中途夭折，直到武则天执政才开始频繁举行，并形成定制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当时这种官场夫人社交活动规模庞大，元稹在《初除浙东妻有阻色因以四韵晓之》诗中提到“兴庆首行千命妇”，即是说进宫朝拜的命妇多达千人。元稹是中唐时人，在经过安史之乱后唐代社会日渐衰微，命妇朝会人数尚有千人之多，武则天时期朝会规模之庞大也就不难想象了。

除朝廷例行的朝觐活动，唐代官场上还有缙绅夫人自行举办的社交活动。如唐开元中，广州都督唐昭夫人作为东道主曾设宴款待诸官夫人。次日，所属别驾、长史等官员之妻，又轮流设宴回请都督夫人，这种事例在唐代史料里屡见不鲜。

封建时代为了维护男性在家庭中的支配地位，对女子外出及与异性交往防范甚严。唐代由于较为开放的社会风气，男女间的交往不拘礼法、颇为自由。以宫廷妇女为例，唐代宫禁不甚严密，后妃、宫人、女官都有机会与外臣相往来。中宗朝，上官婉儿即在宫廷之外“广纳货赂，别降墨勅斜封授官”，太平公主正是靠结交外臣在朝中培养亲信党羽，才敢在先天年间发动以颠覆太子李隆基为目的的宫廷政变。

上流社会的女性尚且如此，对一向在外从事劳动生产、礼法观念较为淡薄的民间妇女来说，与男子的交往则更为自由、公开。《太平广记》记载：唐人李汾，天宝末，在越州四明山下的一处山舍中闲居。中秋夜独自抚琴，有一女子闻声主动前来拜访，李汾开门延纳，女子“言笑谈谑”，无所顾忌。

唐代女子的社交活动仍然依附于男性，与如今提倡的女性独立颇有距离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在整个封建时期，唐代妇女的确拥有更为自由而公开的社交权利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上文所说的“缠足”实际上开始于北宋而兴起于南宋，这点颇值得玩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