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拗相公”王安石

宋朝“三苏”之一的苏洵写过一篇著名的时论文章《辨奸论》，这篇文章一出，明眼人就知道他意有所指，并且指的不是普通人，而是因改革失败而下台的王安石。

王安石作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改革家，他却有着许多异于常人的性格，以至于被时人视为怪人。王安石死后，民间出了一个《拗相公》的话本，大量描写普通老百姓对变法的深恶痛绝，这些讽刺和挖苦，说明他在民间实在是不得人心。

宋朝叶梦得的《石林燕语》记载：“王荆公不善缘饰，经岁不洗沐，衣服虽弊，亦不浣濯。”《宋史 王安石传》里也说：“性不好华腴，自奉至俭。或衣垢不换，面垢不洗，世多称其贤。”真让人不明白，一年到头不沐浴，一件衣服穿旧穿脏了也不洗涤，竟被称作“贤”，可见阿谀奉承之徒也是可以穿越历史跟上时代潮流的。

，从古到今，文人中间怪者很多，从《世说新语》中可知道作《登楼赋》的王粲喜欢学驴叫，这个爱好实在有点匪夷所思。他死后，来送丧的曹丕向参加追悼会的文人提议：王仲宣生前爱作驴叫可各作一声以送之。于是每个人都引吭效仿驴叫。阮籍喜欢作长啸，声闻数百步，没事时常啸来啸去，有时常弄得邻居在半夜梦中惊醒。可见文人的怪不足为奇。

但王安石的怪却不同一般。

王安石还在地方上当一个小官小学士的时候，有次去拜访朋友君谟，君谟听说王安石来了，喜出望外，亲自取出珍藏好久的极品茶来为他煮上，希望和他同品一下好茶。没想到茶煮好后端上来来后，王安石竟从口袋里取出一包“消风散”倒进茶里，这让君谟大吃一惊。王安石慢条斯理地说：“这样放进来，茶的味道更好。”消风散，主要成份是薄荷，用来止热解暑，放到茶里所有的茶味尽失，只剩清凉。

另有记载，一次大宋仁宗赐宴群臣，场面宏大，但当时宋朝国势积弱，每年还要“赐”给西北的西夏五万两白银、十三万两匹绢、两万斤茶以求和平的费用，还不包括节日期间要“赠”与番邦的银、茶、绢、帛等，所以仁宗很讲究俭朴。他举办的这次宴会，就是让群臣在皇家花园中的池塘里钓鱼，钓上来后或红烧，或清蒸，与大家同享乐。王安石不喜欢钓鱼，也不善钓鱼，枯坐塘边百无聊赖之余，他把一碟子用面粉做成的鱼饵，一粒一粒扔进嘴里吃了个精光。仁宗大搔头皮，对当朝宰相说：“这个王安石是不是有点呆傻，一个正常人怎么能把一大盘子小面团统统吃下去呢？”

有一年元宵节，王安石陪着宋神宗乘马进宣德门，没想到执勤侍卫把他拦住不许他进去。那时，他官任参知政事，相当于副首相。结果他大雷霆，居然上奏章，要逮捕法办。但当朝许多人反对，御史蔡确说：“宿卫之士，拱扈至尊而已，宰相下马非其处所，应诃止。”王安石却不依不饶。神宗没有办法，只好为他“杖卫士，斥内侍”。史书记载：“安石犹不平”。

王安石更怪的一点还在于他求官手段。

在中国文学史上，文人当官的很多。官做大的王安石是天字第一号，中枢决策，位极人臣。也有做得小的，陶渊明作彭泽令，顶多算个七品芝麻官。还有李白，杜甫这些想做个像样的官而做不到的。并且还有不想做官却被逼着做，最后被砍了脑袋的。比如和司马炎不合作的嵇康。

王安石为了实现他的变法意图，以不做官的手段求官，几乎等待了他的前半辈子，因为朝廷再三请他出仕，他一再拒绝任命。他在庆历二年中进士，时年二十一岁。一直到四十六岁才得意，经历了宋仁宗、宋英守两朝，一共二十五、六年之久。在此之前，“馆阁之命屡下，安石屡辞，士大夫谓其无意于世，恨不识其面。朝廷每欲俾美于官，惟患其不就也。”由于他谢绝到朝廷就任，朝野上下就越希望他出来做官，一时间，朝拜者、请安者、侍奉者络绎不绝，“以金陵不作执政为屈”。

王安石并不是没当过官，当年宋仁宗任命他进入朝廷为度支判官，他向宋仁宗上过万言书畅谈改革，结果，宋仁宗以时机不成熟为借口，让他碰了个钉子，他满怀忧郁之时，正好他的父亲死了，于是回家守孝，退隐金陵。仁宗死后英宗继位，因为英宗当太子时他反对过这位皇帝继承大统，知道不会有好果子吃，所以给他官他也不做。等到神宗登基，他认为是时候了，圣旨一到，他不再拒绝做官，马上接受了任命。不过，他也许觉得一反常态地热衷于仕途会让人家对他议论，所以他还是称病拖了半年多才进京，弄得神宗也疑惑起来，这个王安石是真的有病，还是冀图高位呢？

王安石二十多年韬光养晦，拒不出山，也有其策略上的盘算，因仁宗、英宗两朝任职的范仲淹、晏殊、文彦博、欧阳修、司马光、苏轼，这些文学上的对手，要想超越的话，。而在封建社会，，正是皇帝。

宋神宗即位后，立即任命王安石为江宁知府，半年后，又升他为翰林学士兼侍讲，这比直升飞机还要快。其主要原因在于神宗上台时，国库入不敷出，边疆外族不断侵扰，正处于内忧外患，他不得不把希望寄予托在王安石变法上。这样一来，王安石大展雄图的时机到了。

在中国历史上，唐宋两朝是文人做官最多的年代，唐宋八大家，几乎每个人的官都做的不小。此前的汉魏时期，皇帝是不怎么把文人当回事的，司马迁自己都认为史官不过倡隶优卒之流的小人物，司马相如，枚乘也不过文学侍从罢了。弥衡被子曹操罚作鼓吏，杨修只是随军参事。唯有唐宋两朝，文人的价码要高一点，像韩愈、柳宗元、欧阳修、苏轼，在被黜贬放的情况下，还能当上地方官。而能以“天变不足畏，祖宗不足法，人言不足恤”的精神，改变了整个国家现行政策者，纵观历史，也只王安石一人而已。

，假使这部分人的力量足够大的话，变革就会失败。如果这部分力量虽然强大，，改革就能成功。

王安石变法开初，就把所有反对变法的人都放逐了。欧阳修回家养老，司马光担个闲职，苏东坡在西湖以修湖排遣郁闷。但王安石无法制止由于权力再分配而造成的自己阵营分崩离析，他的最得力的推行新政的副手福建人吕惠卿，导致他的最终失败。王安石下台后，在南京天天写“福建子”三字，以发泄他对于这个人的怨恨。有一次，苏东坡在南京见到王安，石谈起变法的成败，王安石大骂是吕惠卿把事情搞砸了。

其实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，贯彻执行新法，依靠的仍是旧的官僚行政机构，结果本来有利于民的政策反而给民众带来深重的灾难。，若不是具有一定的人格力量，而是一个怪人，一个拗相公，必然失去号召力、凝聚力和向心力。，怪诞乖戾刚愎自用，“逆意者虽贤为不肖，附己者虽不肖为贤”，也是这次变法失败的原因之一。

苏老泉的《辨奸论》中说“夫面垢不忘洗，衣垢不忘换，此人之至情也。今也不然，衣臣虏之衣，食犬彘之食，囚首丧面，而谈诗书，此岂其情也哉？”最后，他得出的结论是“凡事不近人情者，鲜不为大奸慝、竖刁、易牙、开方是也。”其中的“慝、竖刁、易牙、开方”正是中国历史上大奸之徒。可见，王安石的变革在同时代是没有人可以理解的，就连他的平常不好的生活习惯都抖出来作为话柄。

王安石罢相以后，回到金陵。他的住宅附近，有一个地名叫“谢公墩”，指挥淝水之战的谢安曾在此居住，因此得名。谢安又叫谢安石，东晋至宋，好几百年了。王安石写了一首绝句：“我公名字偶相同，我屋公墩在眼中。公去我来墩属我，不应墩姓尚随公。”

这也许是王安石变法失败后的另一种发泄方式，但他的怪也的确是非同一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