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果有谁问我，大学四年哪个对我影响最大，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告诉他两个字，老阉。
老阉大名乔燕飞，当然不是太监。弄清他的这个诨号，需要打几个拐。老阉是邯郸人，按说应该叫他“赵人”才是。因他名中有个“燕”字，且自古以来即燕赵并称，于是便叫他“燕人”，谐音“阉人”。又因他年岁最长，我们几个又在诨号前加了一个“老”字，于是他就成了“老阉”。
我们宿舍四个，个个都有外号。我叫“狗子”，人称“李老爷”。蒋刚则是“伪座”，和蒋委员长的“委座”谐音。冯玉洁则叫“疯狗”。除了冯玉洁的“疯狗”是我命名外，其他均拜他所赐。这“疯狗”的嘴上功夫，向来不同凡响。
大一开学时，我到得最早。迎接的学长把我领到宿舍，门上赫然贴着我们的名字。“乔燕飞，冯玉洁，难道大学可以男女混住吗？”我不由得丝丝怀疑。不多久，我的疑惑就解开了。当乔燕飞的尊容摆在我面前时，不由得哈哈大笑。
老阉，典型的北方人形象，活脱脱一条粗犷的燕赵汉子，和我想象中的飞燕玉环的形象完全不一样。可以说，他浑身上下没有一处可以勉强用精细来形容。
军训时，我们几个分在一个排。排长是一个女生，因为长得黑，冯玉洁便赐名“煤排长”，还信誓旦旦地说，已问过了，此女山西人，父亲是煤老板。后来一问，人家根本就不是北方人，而是正儿八经的江南女子。
为期一个月的军训，我大多数时间都在装病号。除了开头几天很来劲，到后面训练越来越辛苦，于是便假装晕倒，被人架到树荫下的席子上，躺着看大家挥汗如雨，好不惬意。老阉则一板一眼，扛着一把八一式，坚持到了阅兵式前的最后彩排，然后被刷了下来。
晚上，教官组织我们唱歌，除了一些军旅歌曲，也让我们自己随意表演。老阉一上场，一首《信天游》征服了在场的所有人。他唱得非常卖力，脖子上的青筋都暴了起来。唱到用力处，他双眼紧闭，双手拳头紧握，大有一副不成功便成仁的风范。第一次，我真替他担心，生怕他唱破嗓子，直吐鲜血。我甚至连擦血的纸巾都准备好了。很遗憾，我失望了。他一首唱罢，又起一首，还是那么投入，那么紧绷着一根弦。
“你祖上陕西人吧？”我问。
“怎么可能？”他答。
“那你怎么吼秦腔？”我追问。
“不知道……就是那样唱的。”他再答。
因为这首歌的缘故，在全年级四百多号人中，老阉第一个名声在外。说乔燕飞可能有人不知道，说唱《信天游》的那个家伙，没有一个不点头的。
大一的第二个学期，老阉去华科玩了一趟，回来后，神经兮兮地跟我们说，我们可以成立一个社团，为农民工子弟做点贡献。晚上熄灯后，我们宿舍开起了卧谈会，一项一项讨论我们的计划。很快，名字出来了，就叫“心心火义教之家”。章程出来了，每一条每一款都是我们反复斟酌审定。队旗出来了，在东门的一家广告店做的，连旗带杆一共四十块。人员也有了，老阉天天走门串户，。最困难的是没有资金，我们只好实施摊派。老阉为社长，出五十；我为常务副社长，也出五十。其他所有位置都明码标价，副社长四十，部长三十，，副部长二十。于是，这少得可怜的两三百块钱就成了“心心火”的启动资金。
四月下旬，我们开了一次社员大会，将辅导员马珺还有文学院党委副书记冯圣兵老师都请了过来，给我们站台。这次大会开得非常成功，因为会上搞了捐款，冯老师带头捐了一百块，还祝福我们，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。社员们也纷纷解囊，我们的第二笔资金，就这样顺利到位。
这段时间，老阉扛着大旗，带着我们去了东升学校、四海学校、新科学校，还有一些学校，我现在已经叫不出名来。这些学校都是老阉一个人联络而来，他经营开拓的能力让我们每个人都心悦诚服。除了外出给学生讲课，我一般都在整理内务。老阉主外，开疆拓土。我主内，宣传造势。我还用刚刚学会的动画软件做了一个片子，一到下课就拿到讲台上放。每一次播放，都能给我们争取不少会员。很快，在大家的努力下，“心心火”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。
不过，此时的“心心火”还是一个民间组织，说得不好听一点，就是一个“黑团体”，学校是不承认的。为了解决“心心火”的身份问题，我和老阉很费了一些精力。我们甚至把辅导员请到我们宿舍来视察。为了她的大驾光临，我们四个破天荒搞了一次大扫除，将每个角落都打扫得一尘不染。这是我们大学四年唯一的一次大扫除。但是，我们将社团挂靠在文学院的希望，还是落空了。
刘志强，湖南醴陵人，美术学院学生，此时担任副部长职务。他说，我有办法将社团挂靠在美院。此时已经火烧眉毛，新一届的社团文化节即将来临，若再不能转正，错过了招新的机会，“心心火”就只能自生自灭了。刘志强的自告奋勇，无疑是海难中抛来的木头，大雪中送来的炭火，我们想都没想就同意了，派他回美院沟通。回来时，他对我们说，如果能给他一个副社长的位置，美院就能同意。此时已容不得我们多想，老阉跟我对视了一眼，当即就把这事定了下来。
在后来的招新中，我们成功招到了两百多人，每人十块钱的会费。于是，我们的资金开始充裕起来。
我和老阉也不总是那么合拍。一次，我跟老阉大吵了一架，具体为哪般，现在已经记不得了。我们俩争争吵吵也不是一次两次。应该说，大学和我吵得最多的就是老阉。不过，这一次吵得有点大，吵完之后没有立即握手言和，彼此打起了冷战，一战就是十来天。欧玉群、苟小淋、石爱等人是我们在女生中的死党，她们纷纷表示要请我们吃饭，为我们斡旋。但我和老阉谁都不愿意先松动，在涉及到核心原则时，我们保持着惊人的一致。
当然也不仅仅是核心原则上一致。为了举行社员大会，我们一起去买西装，买皮鞋。平时逛街，一般是我买什么，他也买什么。一次，我们骑一辆自行车去司门口，在户部巷吃了几块鱿鱼铁板烧，一人买了一件黑夹克。回来后两人都喉咙发烧，咳了好多天。我们还发誓说，再也不去户部巷了。结果，没过多久，我们又心心念念地去了那里。
2008年5月12日，汶川发生大地震。13日一早，老阉组织报纸义卖。这件事我是提前知道了的，但冷战正在进行，我只好装作不知道。老阉将大捆报纸堆在喷泉广场上，这是同学们去八号楼上课的必经之路。我看到老阉孤苦伶仃卖报纸，于心不忍，就跑过去帮忙。那天，我们卖出了几百份报纸，最高卖到了十块钱一份，连副刊都分出来单独卖了。第二天，我们将义卖的钱全部捐给了灾区。在华师所有社团中，我们“心火人”反应最快。于是，我和老阉又和好如初。本来也没有什么事，不过是死要面子互不相让罢了。
我们四个都来自贫寒之家。上大学时，都是借的助学贷款。我们军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兼职，做家教，在学校做勤工俭学。大学期间，我的第一份家教在岳家嘴，这还不算远，到广埠屯坐公交车可以直达。最远的则到了百步亭、堤角和唐家墩一块。现在，我住在百步亭，每次经过那个标志性的钟楼底下，都百般感慨。
老阉也做家教。不做他无以维持生计。但也不能做太多，太多了就没时间扛起“心心火”的大旗。在生存与社团之间，他必须找到一个平衡点。而这个平衡点，注定他只能保持着活得下去的生活水准。老阉做家教一般都是晚上，常常十一点以后才能回来。周末一般都是“心心火”的活动时间，缺了他，谁都玩不转。
一次，老阉去司门口找家教。一个女生拉住他问，大叔，你家小孩需要家教吗？老阉哭笑不得。回来的路上，路过一处工地，一民工喊道：老乡，吃饭了，还往外跑什么？老阉回来跟我们复述时，我们笑得前仰后翻。但仔细端详他那张脸，人家实在没有叫错。后来，老阉获得“感动校园”十大人物，我们都认为这是实至名归的。为了“心心火”，他付出了太多太多。
无形之中，老阉成了我们的精神领袖。有什么困难，不论男女，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老阉。扛重物，找老阉；有疑惑，也找老阉。除了学习上的难题不找他，哪怕是感情上的问题，我们都乐于向他倾诉。在连蚊子都以母性居多的桂子山上，老阉成了大家心目中高大伟岸的“乔大哥”，虽然他并不高，还有点小胖。
我们当初谁也无法预见“心心火”的未来。我们每天都在问自己，红旗到底还能打多久。但是，今天，“心心火”已经走过十一个春秋，早已成为了华中师大的明星社团，。当年的星星之火，如今已成燎原之势。现在，社员换了一茬又一茬，绝大多数人已经不知道乔燕飞、李安辉是何许人物。但是，当初我花四十块钱制作的那面旗帜，依然完好如初地保存着。每到社员大会，历届社长们就会捧出这面旗帜，要求大家不忘初心，奋勇前行。
毕业前夕，我和老阉还有欧玉群三人去了一趟岳阳，爬了岳阳楼。那时洞庭湖水位很低，大片湖底都长满野草，湖泊变成了草原。我们在草原上骑马，三十块钱一个来回，玩得非常高兴。那一次，权当是我们的毕业旅行吧，尽管前后只有一天半的时间，来回的行程也不过四百公里。
2010年，我们告别了桂子山。我走上了较为理想的工作岗位，老阉则考上了武汉大学的研究生，我们都踏上了各自的新征程。原以为我们会就此分道扬镳。没想到的是，2012年，我从基层调回武汉，而老阉则研究生毕业进了我们单位，成为了我的同事。人生有多少机缘巧合，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，老天总是会眷顾着勤奋而有心的人。几经辗转，我依然坚守武汉，而老阉则远赴大连开辟新战场。如今，我们一个在新闻宣传岗位，一个在人事组织岗位，一如当年我们在“心心火”时的双子座格局。（2018年5月28日于武汉地铁三号线）